城市可能性丨飞速迭代的「新中产」，才是构建城市「活力中心区位」的关键？
《好奇心日报》在2018年提出，不止是中国居住者，全世界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在传统社区里的扩张心存警惕”。这样的情形似乎愈演愈烈，乃至在最近几年到达了人们可接受范围的顶点：大公司、地产开发商、连锁零售巨头、中产消费者在进入一个社区时，必然将自己的审美倾向、消费习惯带到这里，从而改变原有社区的形态，包括但不限于租金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社区结构被破坏、居住了几十年的原住居民不得不搬迁、甚至是对原生文化的彻底毁灭——终于，带有强烈“批判”情绪的声音被发出了。
在中国城市化沿着西方城市发展的规律激进推行了三十余年，进入“下半场”之际，房地产迎来一片哀鸿，人们无差别地质疑一切房地产模式——恒大模式、万达模式、麓湖模式、融创模式……无一幸免。这种普遍性的质疑除了源自悲观情绪的蔓延，还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房地产模式背后的动力机制缺乏清晰认知。
身为居民、身为“绅士化”真正的主体，跟随城市共同发展的人们究竟想要怎样的生活空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又该正视和重新审视什么？当轻中产和新中产成为居住消费主力，他们的观点和态度，是否已变得至关重要？重新探看中国城市空间发展规律，对更符合中国语境的“中产梦”辩证看待，或许能让你收获更中肯客观的解题思路。
崔国，策展人，城市规划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会（ISOCARP）会员、《城市中国》杂志执行主编，城市八部发起人，华都设计(HDD)城乡规划总监
学术期刊《景观设计学》、《世界地理研究》的审稿人，同时担任《广州城市更新》（广州城市更新协会会刊）编委；曾带领团队，主持策划了苏州国际设计周（SuDW）《超·中国》城市主题展（2019）、《新「黎」想》江南古镇主题展（2021），以及2021首届北京城市建筑双年展（规划分会场）中的“未来城市”一部。
朱喜钢，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南京大学中产化研究中心主任
南京大学城乡规划与设计学科带头，近期研究方向存量空间与微创规划、城乡社会空间（绅士化与封闭社区）、乡村复兴规划等
在探讨选中心还是选郊区之前，我们可能需要先来厘清我国城市空间发展所遵循的规律：基本符合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但也有着自身的典型特征。除开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形平坦且规模较大的城市中表现出经典的同心圆圈层结构，中国的其他城市其实对“地理方位”的态度更加敏感。西方城市发展可能更在乎对城区、社区内构成人口优劣的预期，而中国城市则饱含了诸如对未来发展预判、政策倾向多寡、资金收益估值、基础设施配比等多重预期考量。
比如作为一个“复杂的城市级项目”，从规划战略层面就开始“布局”，正是麓湖构建蓝图的基础。麓湖用地约8300亩，它的规划并不是一个单独成立的命题，而必须还原到更大的城市系统和发展规律中。早在2005年，万华集团就开启了对于整个正兴北板块（麓湖所在片区）的研究，并得出了成都发展必然向南的重要研判。这一点正是之后麓湖选址并开启了“公园城市”规划设计的基础。
在世界城市化进程中，“中心—郊区”一直被看作是二元对立、此消彼长的矛盾体。但我国城市，并未经历欧美国家典型“绅士化”过程：中产阶级郊区化——中心城区衰败——中产阶级重返中心城区并置换出低收入人群，而是在近30年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借由满足中产阶层需求的大潮，持续不断地重新定义中心城区，持续不断地拓展城市郊区并重新定义郊区。一轮又一轮的“重新定义”实则是在挖掘城市空间的潜力，提升空间的价值。
这就不得不提及其背后的空间进化机制都与一个显著的群体——“中产阶层”密不可分，这一点在全球城市化进程中都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共性。可以说，正是中产阶层的存在，使得城市在扩张、更新的过程中，不断重构地理区位，进而重构城市空间结构模式。
显然，他们也正是麓湖高度关注的人群。在中国经济迅速攀升的时期，当时乐观估计，每年有800万人进入中产阶层。中产阶层是我国房地产市场购买人群的主体，其崛起也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社会结构初步形成的标志。
麓湖通过精心打造的水岸、生态、建筑，将人群自然而然地吸引到了成都城南。人们选择麓湖，也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区位逻辑，更多基于独特的空间氛围带来的身份认同。
在用词上，“gentrification”过去一直被中国学者翻译为“绅士化、缙绅化、中产阶层化”。而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朱喜钢在2017年首次提出“中产化”概念，是希望将绅士化在中国语境下进行重构转译。将其负面性标签弱化，转为中性化、甚至成为一种正面化的城市开发策略。
中国社会的中产化主要表现在中产阶层队伍成长壮大，成为社会主体，同时其在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领域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中产化”一词和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强调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因而是更加符合中国语境的。其实，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梦实际上也可以转移成中产梦，消灭贫困，尽可能的让低收入阶层能进入到中等收入阶层。（图片来源/pexels）
根据朱喜钢教授的看法，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约60%，不少特大城市、大城市的城镇化率早就超过90%。在他看来，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大上升的空间。但这个上升空间的推动将不再依靠传统的房地产开发，而是格外需要中产阶层在其中发挥作用，来推进城市发展。这种顺应城市自身发展节奏的“自信模式”，亦是中国城市化需要的。
也就是说，城市的评价标准，将从过去拼城市规模，转向城市人口质量；由过去的招商引资，转变为现在的“抢人大战”，这里的“人”就是人才，而这些人才往往就是城市高质量中产阶层的核心构成人群。可以说，城市中产阶层的数量决定了城市的发展水平，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取决于这个城市的中产化进程和水平，这才是决定“活力”在中心还是郊区的关键。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成长后，中国以全世界最快的速度创造了一类新兴阶层，即拥有了体面工作，自有房产与私人汽车的“中产群体”。这个阶层产生的时间并不长，却俨然成为了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的一种力量，拉动了消费、塑造了价值观，并成为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中国》研究中心认为，在国内的社会背景下，中产阶层的存在，对新城、老城都有着“造物主”一般的赋能，其对城市空间、区位重构的价值不可忽视。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历史来看，中产阶层的喜好诉求，以及由此支持的房地产市场，恰好是中国城市化的发动机，也是中国近20年来经济腾飞的启动器。恰如《大崛起》一书中的观点，正是因为有了依托中产阶层消化的房地产市场，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和成就才能如此之快，也才能实现更加快速的城市发展转型。
但伴随新富中产阶级成长起来的，还有一种更焦灼恐慌的心态，也可以说是对“可能存在塌陷”的危机感的折射。毕竟随着经济模式、结构的转变，中产阶层也出现了年龄层次的分化（新生代对老一代）、收入水平的分化（金领对灰领）、行业领域的分化（新兴业态对传统业态）、城市规模的分化（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等众多不同维度的分化。对来源越来越丰富的中产阶层人群来说，重新寻找到新的身份认同也迫在眉睫。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声音提到“中产焦虑”。中产阶层看似摇摇欲坠，即将分崩离析。其一是中产阶层的人群来源基础扩大导致的不认同：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走入下半场，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发生了转变：第一、二产业不断萎缩，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这意味着中产阶层的来源基础不断丰富和壮大，人群来源的扩大使得价值体系更加多元、复杂，原本仅由“精英”构成且认同的价值观，并不能成为驯化新兴中产阶层的共同价值；其次，是新的全球思想、知识潮流导致的不认同。
从城市化的下半场逻辑来看，年轻一代的中产阶层更具活力。在经历疫情、裁员等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冲击后，他们不再刻意追求“老中产”曾经执念的物质和外在，而是更加关注内在的、心理和精神上的需求。我们将目标人群定义为“麓客”，其实并非笼统的中产或富裕阶层，而是具有创造力、文化影响力的菁英人群。
尽管很难找出一个令各个学科信服且清晰的分类标准，来具体划分今天中国城市中中产阶层的内部细分类别，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城市空间的选择中窥见不同类型中产群体的一些端倪：例如，一部分中产群体对城市核心区极为推崇，认为只有在老城区体验都市生活的日常，才是真正优质的选择，住房或许只是一套老公房，并不豪华但充满历史的基调，城市公共服务或许刚刚达标，但那种城市生活的烟火气却无比的充足，令人精神富足又愉悦；再如，一部分中产群体对嘈杂的空间避之不及，只有环境清幽的近郊独居才是心中的桃花源，驾车工作，外出繁忙，但只要回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一切都会重新获得生机，只要这里再配上优质的医、教、产、文配套，做出“正确的选择”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拥有高新科技技术人才的聚集，可能重新定义城市格局，纽约硅巷就是典型案例之一；通过购置、改造破败的居民楼作为办公、创意场所，并引入时尚文化元素吸引众多名流再集聚，从而让原本已经失落的空间变成历史文化和艺术氛围浓厚的活力地带，南京三岔河片区的南艺后街经过改造开发，即成为了集艺术、生活、商业和滨水空间的南京的文化地标。如今，城市发展以空间利导为先的优势依然存在，但当中国城市开发进入存量阶段，如何将“中产化”作为一种城市开发建设的战略，并将其作为积极有效的推动力加以推进，可能是改善和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的新方法。
就麓湖的观察而言，把“中产化”作为发展手段进行主动“制造”，并不是以收入、年龄、消费力等简单粗暴的维度来划分，正如朱喜钢教授所说，中国中产其实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中产化的主导人群是多样化的。
而中产化的类型根据发生地点、主导群体、社会影响不一致进而形成了多种形态，有所谓商业中产化、旅游中产化、乡村中产化、学生中产化等等。
伦敦Brick lane曾经是印度裔的集聚地，后来逐渐演变为伦敦潮流文化地标之一，进而出现了“穷出富进”的现象。（图片来源：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除却创意艺术人士的回归，拥有高新科技技术的中产人群也在城市的某些低价值区域聚集，并重新定义了城市的产业格局。纽约硅巷就是典型案例之一。(图片来源：CORBIS）
南京三岔河片区的南艺后街经过改造开发，成为了集艺术、生活、商业和滨水空间的南京的文化地标。（图片来源：南京旅游集团）
早期的研究对中产的判定主要从经济收入、职业类型以及学历身份三个方面切入。那么现在我们讨论的中产大概可以分成几个群体：第一类群体就是已经在收入、职业、学历层面社会共识的中等收入标准的人群；第二类是处于成长中的准中产，例如刚踏入社会、收入虽然逐步上升但可能还要再过几年才能达到中产收入的年轻人，如大学刚毕业的研究生；第三类叫隐藏中产，比如说大学生。他们选择在学校附近租房，把学校附近的房价抬高了，同时带动学校周边社区文化、设施氛围的改变，这就是学生中产化现象。
不难发现，时至今日，中产阶层虽是一个庞大且不断壮大的群体，但也并非均质的铁板一块。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价值标准和目标追求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作为个体，他们的生活方式、收入和职业存在着较大差异。中产阶层是复杂的、多元的、动态的，很难被概括。
麓湖试图在合理的“方程式”内，营造让更多年轻活力的中产人群更愿意产生选择欲望的空间，并且试图让这样的空间与人群产生相互触发、相互吸引的能量。
一般来说，城市空间可以通过打造优质生活环境、营造文化氛围、创新产业集聚区、社交场所和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来引领新中产人群聚集，一切看上去似乎已不再新鲜。而随着麓湖的第二个十年之约的开启，通过再次被打上新标签，在“更多非标内容玩法”的不断披露下，也让麓湖迎来了人们的更多期待：麓坊中心B馆、漫汀CIRCLE、天府美食岛二期、WAVE-BOX海浪运动公园、CPI岛的逐渐面世，我们让多个不同体类的全新商业盒子打开，在约8300亩水域里陆续打造、呈现一个个可与城市公共配套形成相通的、高频互动的有机整体，也用更直观的各类“空间”，为想法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提供更适配的生活提案。
麓湖蓬勃发展的商业场景力和内容力
注：本文获《城市中国》授权
在原文基础上延伸创作麓湖生态城相关内容
城市运营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涉及方方面面，需要不同专业领域的人士共同来探讨、实践。在「对话」栏目，我们邀请国内外优秀的专业学者、机构，以麓湖麓系或者全球优秀城市运营为案例，进行不同样本分析，探讨城市未来发展可能性。形式有对谈、专访、约稿、品牌书、沙龙、论坛等，以影响更多专业、更有影响力的人群来交流、加入。
内容策划 | 万华营销中心·品牌组
特邀共创 | 城市中国
城市可能性 | 理想之城，还能如何进化？
城市可能性 | 打破“围墙”的麓湖，会成为城市未来发展的引领者吗？
城市可能性丨从中国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看见麓湖的“共生长”